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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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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5年9月15日     点击: 14677 次    审核时间:   责任编辑: xdj

 

来源: 江淮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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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战争,也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中反对帝国主义取得最终完全彻底胜利的一场战争,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要转折点。这场战争中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中华民族悲壮的正气之歌;也有无数知识、文化界爱国人士,为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便是其中之典范,他自早期抗日之始到积极投身抗日活动而成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反法西斯斗士,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超凡的功绩。
 
一、早期抗日斗争之始
 
陶行知参加的最早的反日活动是在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日等国召开分赃的“巴黎和会”,会议公然议决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转让日本,北洋政府竟拟签字,消息传来,举国愤怒,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时任南高师教务主任的陶氏与刘伯明组织南京学界联谊会筹备会,动员全市学生响应,7日通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9日陶在南京各界6000千余人于小营演武厅召开的国耻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卖国行径。10日与宁各界代表会见英、美领事,表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归还青岛的愿望。13日南京20余所中等以上学校举行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选举陶为会长,14日他又参加南京各界万余人召开的国民请愿大会。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自行罢课,南京高师代理校务的陈容因反对罢课而离校,陶暂代理校务,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南京各校学生组成学生联合会,聘请陶为顾问。
同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运动,派浪人殴打表演爱国新剧的学生,16日又打死打伤学生多人,酿成“福州惨案”。12月8日,南京4万余人为“福州惨案”举行抗议集会,陶行知时年27岁,时任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的陶行知积极组织并参与集会,被推为大会副会长。
日本帝国主义的霸权和野蛮行为是陶氏反日观念形成的直接动因,五四运动是他反日活动的开端,他当时参加这些活动完全是出自一个正直中国人的爱国心。1925年后陶氏确立了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行为的完全彻底的抵抗态度。他指出:“如今列强对中国施行压迫,不许我们尽量出头,我们不愿被压力压死,就得使劲把压力撞破……国家能否得到出头的自由,就非靠民众努力与奋斗不可了!
五四运动到20年代这段时间里,陶氏在对当时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基础上,在反日活动中逐步形成反日观念,并形成对日本侵略行动进行完全彻底抵抗的态度。
 
二、站在抗日战争的前沿
 
九一八事变后他即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媚外残内的本性,义愤地指责:“这次日本人违反国际公法,以重兵侵略东北,不啻为强盗行为。为武官的宜如何视死如归,捍国卫民,哪知道有些武官采取无抵抗主义,做了托尔斯泰的信徒。”
随即他又以1927年傅作义守涿州为例,说明“东三省之守将,人人是傅作义,则东三省必不亡”,呼问“东三省之傅作义安在?中华民国之傅作义安在?”发表感慨:“惟自沈阳失守后,每看张学良的电报,不禁令人怒发冲冠,因为在这些电报里只见是失守、退出、死伤、被缴械,不见有丝毫大无畏精神之表现……战而败,国民原谅你。败而战,国民敬重你。不战而败,败而不战,国民终有一天要和你算账。因为你失掉的不只是土地,而且是立国之精神。”更以史可法“头可断,身不可屈!”的壮语来唤起“中华民国之史可法”。
1931年12月初,上海400余青年自动组织起援助马占山抗日团北上,受到当局阻拦,陶则极力支持,认为“政府要以众人的力量为力量,才能御大难做大事。国家在存亡关头,只怕人民醉生梦死。现在这四百青年既有决死之心,若能给他们以有效之训练,必须之器械,自能发挥伟大之力量,将见他们如斯巴达之三百勇士,田横之五百义士先后媲美了。如果政府连这种宝贵之力量也不能容纳发挥,那是太可叹息了。”并认为“人民决死之力量,是世界上最大之力量,能容纳、宣导、发挥、光大这种力量的政府,才是高能的政府,万能的政府”。
随着抗战形势发展陶氏在相信民众抗战力量,争取多数爱国力量,孤立少数顽固不抵抗者的态度基础上形成了联合抗战的思想和策略,并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深刻和全面。
正因为这种态度,对于日益兴起的民众抗日活动他都给予积极的舆论引导,认为:“外患之有,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试金石。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民族已否创造成功,只消在外患压来的时候,看它有什么反应,便能一目了然……
他还在所编的民众识字课本中编入爱国教育的内容,如:“我是中华国民,我爱中华民国。中华国民现在虽是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将中国地图作为一课编入,并在很短的课文中特别提到:“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已被日本拿去了。何时能收回,全靠国民努力奋斗。”
陶氏1930年因支持抗日活动而受到当局的通缉,逐渐认清了当局的软弱本性;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凶残本性有了清醒理智的认识之后,形成了坚定的卫国御侮思想,并积极宣传这一思想,同顽固不抵抗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主张并相信依靠全体国民和一切爱国力量进行联合抗战,定能取得最终胜利。在联合抗战的时机未成熟之前,他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联合起来投入抗战,这些工作为他后来开展有组织的联合抗战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积累了实践经验。
1935年底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揭开新的序幕,陶氏把自己积久的思考和长时的呐喊转变成自觉积极的抗日组织活动,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抗日救亡之中。
1936年1月28日,上海淞沪之战四周年纪念日,在市商会大礼堂举行800多人的大会,宣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在这次大会结束的时候,当选的三十名理事沈钧儒、何香凝、陶行知等带领群众,在军警森严的戒备下,四人一排,手挽着手,擎着大旗,高唱悲壮的抗日救亡歌曲,步行四十多里地,到庙行公祭“一?二八”牺牲的抗日将士无名英雄墓。上海一万多市民,加入了这个悲而壮、慨而慷的行列。陶行知在墓前发表演说,当他讲到“我们今天损失的国土,有现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生老家浙江省二十八个大”的时候,群情激愤,高呼:“反对卖国投降!”“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1936年2月23日,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聘请张劲夫为总干事,推行国难教育运动,成为救国会的重要力量。
1936年3月陶参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对时局的紧急宣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势力的进一步疯狂,斥责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唤起同胞用铁和血同日本法西斯做殊死战;后又参与上海文化界揭露当局对救国运动的种种摧残伎俩;3月24日上海军警围捕复旦爱国学生,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了抗议宣言;4月4日儿童节陶又支持劳苦儿童纪念会发表宣言,号召儿童起来联合全世界儿童来抗日救亡;5月参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对五月纪念节的宣言,提出“要在五一团结以劳动者为基础的力量,要在五四五卅发扬传统的革命精神,要把过去五月所订的一切卖国条约,如二十一条……扯得粉碎”。
5月31日,沈钧儒、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及各地救亡团体代表在沪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广州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活动的陶行知被选委常务委员和执行委员。不久,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与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联合发动两广“六?一”事变,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准备挥军北上反蒋抗日,并成立广西各界抗日救国会。
在救国会的领导下组建了国难教育社,团结一批教育工作者从事抗日宣传教育工作。陶当选为理事长,该社发起缘起即要实施救国会提出的《国难教育方案》,“完成我们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该社宣言中强调:“国难教育是民族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工作……要求和全国各地类似国难教育社的组织和团体取得密切的联系……显露并廓清‘奴化教育’和买办教育的理论……积极参加并执行国难教育工作……并且在行动中,在实践中,使我们的理论更充实起来,更丰富起来。
6月1日陶行知参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成立大会宣言,明确地把“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当成该会当时的主要任务。
1938年一月二十三日汉口举行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成立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陶行知等被选为理事。大会通过《告爱护和平者及中国之友书》,呼吁打击人类公敌,对日本实行制裁。
 
三、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陶行知是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民间第一人,1936年7月21日,出国临行前记者特谒访陶行知,记者问陶行知先生有无提案。他说:“有的,我特别注意的是向国际报告中国现状,中国大众文化运动,救亡运动现阶段的实况以及中国大众当前英勇斗争的事实,我要藉此次国际会议,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国际间的武装宣传,让世界公正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我也要报告中国的新教育者,如何在艰难困苦中,用教育工具,改造中国的实践。我准备提出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供大会讨论,其他问题,候大家听了我的报告后,有意见发表时,再作议案提出讨论。”记者又提到关于国内联合战线救亡政策的问题,想听听先生出国前的意见:“很好,我以为要救亡,必要抵抗。抵抗就要有比敌人更大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样大的力量从那里来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在救亡上联合起来,那就造成了这力量,联合战线是当前救亡的唯一方策。联合战线是把自己内部的矛盾清除,对过去政治上有怨仇的人,是不算过去的旧帐,只问现在你肯干不肯干!我们不能忽视目前中国的实力系统,南京若与红军携手,救亡实力大有可观。南京与红军加西南这三大实力联合起来,已经超过日本的军力,经济力量也抵得过。还有民众呀!这三种系统实力都开放民众运动,那还了得!中国救亡阵线的伟大,要照耀世界。三方面不拉手,而互相抵消自己的实力,那只有大家倒霉,当亡国奴的一条路。怎样才能使他们拉手呢?要人民起来做发起人,公正、无党无派的人出来作和事老,自己要任劳任怨,不顾一切出来发起这三方面拉手。”记者问:先生愿意出来作一个发起人么?陶答:“可以,现在不能只图个人清高,不能闭着眼睛不管事了”。并说:“抗日那里就是一年两年的事,联合战线也不是一时的苟合,是有着相当长的时间了,打退了日本,民族解放还有许多事要做,还需要联合,共同携手的日子还长得很呀!”日后陶行知践行了诺言,对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联合战线的形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陶行知参加发表的宣言中影响最大的是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联名发表日的《四人宣言》,全称《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该宣言是潘汉年在约请陶氏、冯玉祥、李宗仁等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基础上,由胡愈知起草了一个告全国同胞书,交陶行知与邹韬奋一起讨论修改,陶、邹签名后又几经辗转,于7月15日正式发表。8月10日毛泽东就《四人宣言》致函邹、陶、章、沈及全国救国联合会,表示“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的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和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史良后来在她的自述中说这个宣言“把整个救亡爱国运动引向了高潮”。《四人宣言》主要目的是争取团结国民党蒋介石抗日,由于陶是在最初起草的文件上签字,即所谓“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后因章乃器嫌文件太右而作了修改,所以陶后来到巴黎参加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成立大会时又对这一宣言做了再度说明。
1936年8月16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表了《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四先生的公开信》,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的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信中最后说: “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当毛泽东的这封信发表时,陶行知已作为“国民外交使节”,在海外四处奔走,宣传抗日了。
 
四、跨越五大洲的海外呐喊
 
1936年7月初,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委派陶行知借出席世界新教育会议之便,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前往欧、美、亚、非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侨胞共赴国难,争取世界正义力量的援助,出国前陶对记者说:“我要籍此次国际会议,粉碎帝国主义者国际间的武断宣传,让世界公正的人士,明了中国的一切。”
陶氏7月11日离开香港,15日乘英国邮轮“可尔夫”号抵新加坡并作短暂停留,7月16日陶应邀到新加坡青年励志社演讲,告诉华侨:“中国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军阀”,详述被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下的农民、工人及其他各界的严酷生活状况;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悲壮场面及全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笔杆的人,就要用笔杆抵抗;有钱的人,就要用钱来抵抗;有主义的人,就要用他的主义来抵抗。无论是经济、是文化、是武力都可以抵抗,都应该抵抗”;在于建立联合战线,“前进的青年要领导落伍者一道前进的,如果将落伍者变为敌人,那就打不胜打了”。
8月7-14日陶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第七届会议,他在会上作《中国救亡运动与小先生制》等报告,将中国抗日救亡运动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士。8月24日他又与陈铭枢、胡秋原等发表告海外同胞书,提议举行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后又与钱俊瑞、陆璀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9月3-7日陶作为中国代表团主席,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在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前陶和与会代表起草了《告和平与中国之友》,声明“远东和平被破坏已经五年之久了,国际联盟成员之一的中国,不断地被侵略,并被利用为进攻他国以威胁世界和平的根据地。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由于侵略者无可忍耐的暴行而引起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个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而同时也是世界上为争取民主主义而斗争的一个主要部分。”呼吁“一切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都有援助中国反对侵略者的机会……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应表示其国际团结以援助中国全民解放运动……一个促进太平洋集体安全的结合应在英、美、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之间形成”。会议结束时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执行委员,他还与陈铭枢、王礼锡、钱俊瑞、胡秋原等致书国际和平会议主席,请求速派代表到中国。
陶在国外广泛接触海外留学生及各民众抗日团体。9月12日他一到巴黎就受到中国学生会和华侨抗日救国会的热烈欢迎,做《怎样可以救中国》的演讲,宣读所做儿歌12首,呼吁“联合战线快联合”,对敌人实行经济抵抗、文化抵抗和武力抵抗,“不管他许不许,要救国自做主”。9月18日又参加巴黎中国学生会召开的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并指出:“国共合作过去只有动机,而现在则逐渐成熟。
9月20日陶等人倡议发起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侨胞代表及各地来宾400余人与会。他再次强调:一要停止内战,二要反对包办,三要求大众联合起来,四要有真的准备,五必须抵抗,六要宽容,七要防挑拨,八要有好意的批评,九要坦白,十要在战斗上取得联合,十一作战和团结的中心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十二要给战士吃饱。并提出“大德”的概念。
9月21日陶应邀参加吴玉章创办的《救国时报》招待出席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的各国代表的招待会,并在会上的总结演讲中做诗赞《救国时报》。22日又出席巴黎学生、妇女救国会举行的欢迎会。
1936年10月18日陶与陆璀赴伦敦。在伦敦陶拜访各界人士,讲演中国问题,写诗阐明“大家都行公道,和平自然来到。和平要化血本,帝国主义须滚,想为战神挖坟,先要民族平等”。11月3日他出席华侨、留学生举办的欢送会后离英赴美,一到美国就与中国学生抗日救国会和洗衣工人联合会建立了联系。
 
五、陶为八君子
 
11月23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沙千里、李公朴“七君子”在上海被捕,陶也同时受到通缉,只因他在国外而未被捕。他在美得悉后,一方面与旅美侨界发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当局的伎俩,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及马相伯先生,对日抗战,保障人民救国运动;另一方面以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委员身份,请英国会议员贝克领衔,向南京中央政府发出抗议电,希望释放救国领袖;此外还约请杜威等十余名世界知名学者给蒋介石等人发抗议电。
当陶得知杨虎城到了美国,便尽速从西雅图赶到旧金山想与杨会面,因杨此时带一秘书离开美国,陶只见到了杨夫人谢葆真并写诗相赠。
1937年九月三十日 陶行知发表《美国的铁山》一文:“今天上午由海员工会书记客民弟(P.F.Kennedy)先生自驾车陪我去看了这种铁山。大约四丈高,十丈宽,五里长的一座山。这座山是人搬来的,也是人把它搬去,而搬到日本,一车一车的搬来,又一车一车的搬去,一月一月的搬,一年一年的搬,结果是美国富翁黄金满堂,中国同胞血花遍地。二十七日五月四日,getes五千人集会说:‘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帮凶而杀死的。凡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会场一致站起来,表示对日禁运决心。”
1937年十月五日致敬夫人吴树琴信:“我于今晨到达芝加哥,向这里的同胞作报告,次日晨要和印地安大学生谈话,七日我将到华盛顿州议会。根据需要,我决定继续留在美国或返回中国,在到那里后就能决定:有三件事可以决定日本帝国主义必败,1.中国的联合和持久抗战;2.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3.全世界各个国家对日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我将尽最大的努力来唤醒西方国家的朋友。假使日本不能从这些国家获得战略物质,他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
1937年十月二十二日 在美反战反法西斯联盟讲演《中国与西班牙》。
1937年十一月十日 下午三时在纽约大学讲演号召支持中国抗日。
 
六、促世界名流发表抗日宣言
 
1937年十二月六日 陶行知草拟《杜威宣言》。杜威博士同意所拟宣言及电稿并发电与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四先生,征求联名,八日共同发表宣言:支援中国抗战,谴责日本侵略,呼吁对日禁运,产生了世界重大影响。
 
七、与中共代表吴玉章海外会见
 
二月十二日,世界援助中国抵制日货大会在牛津街工业大厦举行。有二十一国的一千多名代表参加。当陶行知等三十五个中国人出现在会场上的时候,全场热烈鼓掌向正在反抗侵略与保卫世界和平的中国人民致意!会议期间,陶行知单独与会议代表吴玉章会见,吴玉章是中共在海外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巴黎救国时报是他负责,两人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了。吴玉章见了陶行知,连忙说:“我们党的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托我向您致意!您真是一位出色的国民外交使节。”陶行知说:“共产党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从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以来,我就越来越信服了。”吴玉章说:“您和沈钧儒先生等在抗战中的贡献,是许多共产党人所不能代替的。我知道您不习惯于听恭维的话,我是真诚的朋友之言。”陶行知和吴玉章详细地交换了在海外进一步推动各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意见。当日与吴玉章一同再去瞻仰马克思墓。
1938年三月二十五日 去多伦多,访二月十五日成立的该城华侨统一抗日救国总会,发表抗日讲话。
三、四月 应邀到加拿大沿铁路线十七个城市讲演,将讲演所得之款购买医药器材,通过宋庆龄转给八路军白求恩医疗队。
在美期间陶利用多种渠道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动员工作,到大学、餐馆、农村、剧院、教堂、及各种集会场合演讲,利用广播电台制作录音讲话,组织华侨抗日联合会、唱歌会等各种抗战团体,推动抗日宣传。
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真正形成,陶把工作的重点转向动员抵制日货和对日禁运上。他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向华人团体调查和演讲,并到加拿大国会演讲;到墨西哥进行调查和演讲并会见墨总统;出席美国大使馆纪念周并发表演讲。在加拿大演讲时陶氏说:“中国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加拿大的理想是共同的,这种理想就是和平、自由、正义和民主……日本进攻的真正原因是企图独占中国的原料并得到更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抗战不仅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它是不自由就受奴役的斗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争取各国对日禁运。他还与胡敦元、甘林霖等人发起组织中华经济研究会,研究美国对日的军输及各国如何援助中国抗战。他利用与杜威的师生关系发动杜威与爱因斯坦、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等世界名流发表抵制日货宣言,“提议各国人民组织志愿的抵制日货运动,拒绝向日本出卖及运送军火,停止一切足以帮助日本侵略政策的对日合作,同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帮助中国进行救济,增强自卫”。陶从墨西哥回美国的路上得知加尔维斯敦有堆积如山的废铁要运往日本,便亲自前去考察,获得准确数字,进一步弄清美国输日的军火情况,便在洛杉矶的一次5000人的集会上用确凿的数据说:“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五十四万四千人是美国的军火帮助杀死的”,于是全场一致站起,表示禁运的决心。
此后,陶又到英国、法国、德国、埃及、印度等28个国家和地区,与海外众多的抗日及其他团体建立联系。所到之处他都通过演讲、写诗、广播等各种形式团结当地华侨及各阶层人士,宣传抵制日货,援助国内抗战,向各反侵略的民族致敬,歌颂抗战英雄,并把演讲、募捐所得的钱物、药品通过宋庆龄等人转送抗日根据地。
 
八、会见世界名流
 
9月20日,墨西哥总统会见了陶行知。
卡尔梯乃斯总统是当时颇为开明的政治领袖。他对外反对法西斯主义,援助西班牙人民阵线;对内支持工农,规定工农有见总统的优先权。
陶行知代表中国人民向卡尔梯乃斯总统致意说:“我在大丽菊盛开的季节来到贵国,请接受我们中国人民美好的祝愿。墨西哥和中国一样,同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同样有过遭受殖民者掠夺奴役的惨痛历史。如今,中国仍然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土地在痛苦地呻吟,人民在流血,古代文化遗产被劫掠,被摧毁……”卡尔梯乃斯总统说:“对于贵国所受的灾难,我是深深地同情的。我很想知道,中国人对于抗日前景的看法。”陶行知扼要而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胜败不在于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有三件事可以决定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第一,中国的各党各派联合和持久抗战。第二,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第三,全世界各国对日本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假使日本不能从各国获得战略物资,也就不可能继续发动战争。总统阁下支持对日禁运,我对此表示感谢,并希望阁下继续推进这一运动。这是对中国的有力支持。”卡尔梯乃斯总统说:“我也确信,中国一定胜利。”
1938年8月8日上午七点钟,陶行知到达印度南部的城市马德拉斯。抵加尔各答的次日,他拜访了印度著名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泰戈尔即是博通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的文艺家,也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创始人。这位48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用印度人的礼节躬腰把陶行知迎进客厅,两人盘膝而坐。泰戈尔热情地说:“收到您在埃及写给我的信,我一直等待着您来。”他对这位文坛巨匠说:“二十年前,荣幸地在北京会见了您,聆听了您的演说。您的话永远铭记在我心间。您的光辉的演说辞,是留在中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泰戈尔说:“日本军阀狠毒地残杀中国人,令我十分愤慨,我更是无时无记得不在思念中国。”泰戈尔却谦逊地说:“我们都几着同一个目标走。您不仅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勇敢的出色的反法西斯斗士。您这次访问二十多个国家是为国际反侵略运动作出贡献的。”
8月12日,印度议会议长博塞主持了欢迎陶行知的盛会。印度学者巴姆基博士、辛哈先生和布拉卡什先生都出席了欢迎会。陶行知在这个有全印大会领袖人物、学者、工人、农民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欢迎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题目是《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8月13日,印度艾斯拉亚学校的校长尤索夫博士,邀集了教育界的人士与陶行知座谈。
8月14日,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会见陶行知。博塞议长为这次会见作了周到的安排。甘地在印度实际上是居于首领的位置的。他在印度人民中的威信极高,拥戴他的人称他为“圣雄”。陪同的人通报之后,把陶行知引进当中的一间茅屋。他放眼望去,但见四壁是土墙,室内没有什么陈设,但很宽敞、明亮。可以猜想,这儿是举行重要政治会议的地方。甘地先生从蒲草垫上起立,迎接中国人客人。“陶博士,正是印度要向中国学习。请告诉我,中国的大众教育是怎样开展的?在伦敦的谟罕雷尼先生给我写信详细地介绍了您在这方面的创造。”甘地痛恨殖民主义。他对英国殖民者斗争的最高原则是“非暴力,不合作”。但对中国武装抵抗日本的暴行是寄予很大同情的。他说,全印国民大会已经作出抵制日货的决议,而且正在募集援华医药基金,有些医生要组织救护队到中国去。陶行知向甘地先生、巴加支先生和所有印度朋友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表示感谢。甘地说:“请代我向中国人民致意。请把您在印度演讲大众教育的问题,写成文章,寄给我们。”陶行知欣然允诺。后来,在回国途中他写成了《中国的大众教育运动》,寄给甘地。甘地先生在文章上加了按语说:“我不得不认为,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小册子在我们印度是非常用用的。”
 
九、会见白求恩
 
1937年7月30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人民之友的宴会上见过他。主人介绍:“诺尔曼哈顿?白求恩,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专家。在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的时候,勇敢地跟随加拿大志愿军到西班牙前线救治伤员。”主人也把陶行知介绍给大家:“中国的教育家陶行知,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派到国外宣传抗日的代表。”这时,正是“七?七”炮响后不久,世界人士十分关心中国局势变化的时候,充满着国际主义精神的白求恩大夫一听说陶行知来自中国,立即伸出手来,那是一只被消毒水泡得过于粗糙的拿手术刀的手,一只有爱的温暖,有起死回生的力度的手。陶行知紧紧握着它。白求恩大夫说:“如果需要,我将愿意到中国去!”。白求恩到他的住处与他进行交谈。
1938年4月24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华侨统一抗日救国总会,陶行知与这个组织成员会见时,令他最激动是他得到了白求恩大夫正率领医疗队赴延安的消息。得知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实践了他的意愿,在烽火中抢救中国的伤员使陶行知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说:“真诚地感谢白求恩大夫,感谢加拿大人民和医疗援华会,你们募捐和征集许多医疗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这是正义的行动。”白求恩的光辉事迹,毛泽东曾书《纪念白求恩》,使这一国际主义战士光辉照千秋。
此行十万八千公里;历时俩年零一个月。
这是艰苦的历程,光辉的历程。
统计两年来之行迹:七次进美,六次进法,五次进英,四次进加,三次进比,三次进德,三次锡兰,二次埃及,二次印度,二次新加坡,一次墨西哥,一次爱尔兰,一次捷克,一次荷兰,一次瑞士,一次奥,一次匈、保、南、希、巴勒斯坦,黎巴嫩,吉布地,爱登,安南、柔佛、意。一共到了二十六个国家和地区。这漫长的环球宣传的费用,几乎全是靠他的讲学和稿费收入支付的。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不受政府派遣,但正确地代表了中国民意的外交家,是国民外交使节,卓越的国际社会活动家、国际主义战士。
 
十、海外归来
 
1938年9月1日陶经过在世界各国两年多的奔波完成使命回到香港,香港各界举行欢迎会,与邓颖超一起出席,会上他做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道:“美、英、法、苏都由各人自扫门前雪走上集体安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在联合起来打强盗,世界各国都因中国的抗战而由看不起转至敬佩中国。只要中国、美国、印度三个地方都不买日本货,日本经济就要跨下来”。他指出:“决定最后的胜利的因素是我们团结到底,奋斗到底,抗战到底……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中国人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9月2日,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女士在香港接见了他,表示欢迎荣归,高度赞扬了他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所作的贡献!9月3日,救国会领袖之一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又在香港的寓所会见他,听他详细报告了海外华侨奋起救国的情况之后,何香凝兴奋地提笔作画:《醒狮》。接着,香港八百同胞,热烈集会欢迎凯旋归来的斗士,香港报纸和杂志的记者蜂拥而来……
陶行知在香港停留3个多月,10月初去国内参加第二次参政大会;1939年1月初又再到香港,直到1月30日才离港返重庆参加第三次国民参政大会。在港期间对记者发表了他回国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材;二是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办店员职业实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为了实现第一、第二件事,他在香港召开晓庄学院校董会议。陶行知主持,即席通过筹设“晓庄研究所”并制订章程。同时议决创办育才学校及订出意见计划书。可以这样说,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育才学校”是在香港孕育出来的。关于第三件事,他更是立刻付诸行动,在香港推行了,这就是设立“中华业余学校”。“中华业余学校”创设于1938年11月,董事长是陶行知,副董事长是黄泽南,校长是吴涵真,主任是方与严,校址在九龙山东街五十一号至五十九号的“中华儿童书院”。陶行知在香港逗留期间,还应各团体邀请去演讲,动员香港各界支援内地抗战。至此,在海外两年多的宣传和动员结束,但他抗战的热情未减,转身即投入到国内艰苦卓绝的抗战洪流之中。陶行知先生在香港之短短两个月,但他的活动范围很广阔,而活动的意义也很重大,令人敬佩。
1938年8月29日陶行知由长沙乘船抵武汉,同船偶遇邓颖超。下船时,请邓颖超转达对周恩来的问候。
刘季平(陶行知学生,后曾任安徽省省委书记处书记),抵码头迎接,此时陶行知在国外已知道刘季平任抗战研究会常务理事,下车后,刘季平告诉陶行知他是经组织研究出狱的,如果没有联合抗战的形成,师生俩这一身也很难再相叙。师生二人谈到抗战爆发后的国内的变化,谈到晓庄的许多同志,张劲夫(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中陶会会长)参加了新四军,徐一冰去了延安,方与严、孙铭勋、马侣贤、操震球继续在教育岗位上推行“生活教育……”。陶行知听了这许多令他欣慰、激动的消息,十分高兴。
1938年10月4日上午,蒋介石接见了陶行知,蒋介石说:“行知先生欢迎你归国。”对于国际人士对中国的支持,蒋介石又矜持地说:“得道多助。”并改变了原封闭晓庄学院的举动,“我赞成你办晓庄学院,你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吧!”
10月11日、14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二次邀请陶行知去官邸共进午餐,宴请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先生申述教育对国家之重要,宋当面表示相信陶办教育是真正为老百姓。
10月5日,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将军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晤了陶行知,此时,周恩来在国共联合抗战的名义下,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对陶行知说:“陶行知先生您好,您环球一圈,做了大量抗日工作,辛苦了。”两人神交已久,用不着客气寒暄,真诚问候之后,开始了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并幽默地说:“蒋先生的牢笼套不住你,如果你当年不是‘在逃’,中国就会发生‘八君子’事件”。
李宗仁将军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约见陶行知。陶行知说:“国难教育,有许多事情要做,我想恢复晓庄研究院,为抗战建国培养高级人材。”李宗仁说:“你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安徽去当教育厅长的好。我现在兼着安徽省政府主席。我在那里推广广西的国民基础教育的做法,推广你的战时教育,晓庄研究院也可以在安徽办嘛!”。
 
十一、投身抗战与战时教育
 
陶行知回国后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很快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扎实的抗战工作。
他到武汉时看到正忙于撤退,而新安旅行团却坚持在那里做抗战宣传,便写诗称赞他们是“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称赞伤兵是“真正的英雄”;鼓励川外战士“千军万船下长江,肃清海盗造新邦”;写诗祝回教救国协会广西分会成立,提出“同胞不分回和汉,创造中华大民族”;主张“文人不再相骂,武人不再相打!联合起来,创造新天下”。
1938年10月4日晚陶在出席汉口战时儿童保育院欢迎茶会上说:“不要把保育难童的工作认为是慈善事业,应认为是保育中国的幼年主人,与将士在前线捍卫国家一样的重要……沦陷区和战区的儿童有两千万,保育工作尚须努力开展”。
10月28日至11月6日陶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他提出《赶快建筑西北大铁道案》以保证困难时的军需;提出《建立志愿兵区以补兵役法之不足案》,备陈抓壮丁的危害,主张“采用志愿兵制,使人人都愿为中国死,知为中国死,能为中国死,则中国自然活起来”,并主张推行抗战教育。11月28日他又在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招待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夫妇的宴会上发表演说。12月8日国际反侵略运动中国分会举行茶话会招待广西各界人士,陶以理事身份出席,周恩来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12月底,为建立晓庄研究所,他经桂林、南宁、龙州、镇南关、越南到香港去筹款,途中他草就创办第二家乡的意见书,建议白崇禧发起创办,以使“远游诸子各得其所,精进不已,而且近悦远来,未始非国家爱护选拔真才之一途”。到港后,他即应香港华侨回乡服务团训练班之请做演讲,指出回乡服务“一要有正确的政治认识,二要带技能回去,三要有刻苦的精神”。
1939年元旦汪精卫露出了汉奸面目,陶与在港的国民参政员张一麐、胡文虎发电请国民政府罢免汪的议长职务。元月6日,陶写诗《除夕除秦桧》并随函寄至陈诚,表示支持国民政府对汪精卫的处置,陈诚回函说该诗“痛快淋漓,不减阵前三军持械横扫时也”。陶针对某些侨胞对抗日的怀疑心理对记者说:“我国绝对不会中途投降,必定抗战到底,以争取最后之胜利”,并做诗《新年有感》赞颂带领儿孙三代抗日打游击的赵洪文国老太和献金救国的小学生李溢屏。不久他又写诗《学习岳母》号召中华男儿做不拜金牌诏的新岳飞。元月10日,陶对香港《申报》记者说:单凭热情爱国还不够,还要有勇气,有办法。
元月12日,他出席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理事联谊会并作题为《抗战中的新广西》的演讲,先后引用蒋介石、白崇禧、周恩来、陈诚等人的话,说明衡山会议后广西在政治、民运、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民族团结各方面的变化。陶高度赞扬“第八路军办事人除了衣食而外,每月每人一律二元钱零用,军队公推朱德将军吃肉,他才有肉吃”的崇高精神境界,介绍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动人事迹,鼓舞香港各界支援祖国抗日。
1939年5月陶为在后方组织兵源做了许多工作。5月1日他在欢送三峡志愿战士大会上演讲指出必须各界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并当场赠诗勉励战士。为使志愿军解除后顾之忧,他认为“必须有‘志愿捐’来配合‘志愿兵’”,并于5月3日将这一建议和他起草的《志愿捐公约草案》连同他所捐的50元寄至三峡实验区优待委员会。他在信中说:“行知本人自5月1日起照约每月志愿捐五十元,由贵会支配发给志愿战士家属。”这在他当时办育才学校经费十分紧张,收入低微的情形下是十分不易的。5月6日,优待委员会开会通过了《志愿捐简约》,从而为战士安心服役解除了后顾之忧。为宣传这一举措,陶专为此写诗《当兵与献金》:“有力要当兵,有钱要献金,当兵打日本,献金慰劳战士之双亲。”
1939年9月陶参加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他与沈钧儒、邹韬奋联名提出组织华北视察团案,由国民参政会推选可以代表各方之参政员若干人赴华北各战场视察。他还提出为“免去因征集方法欠妥所发生之种种弊端”所应采取的具体实施办法。会间他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再次指出:“精诚团结是民族存亡的关键”,“反共是侵略者的口号”。
1940年4月1-10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一届五次会议,陶在会上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今天有三件大事:第一是抗战到底;第二是精诚团结;第三是实行民主的宪政。但这三件事是相互连环的,要做到这三件事,必须要参政会及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对于国内摩擦他认为是很不幸的,“必须要立即停止”,并希望德高望重的参政员出面调解。不久,他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联合致函蒋介石,请纠正暗中捕人,以保人权而重法治,并设法营救杜重远等抗日爱国人士。
1940年7月11日,陶受聘为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委员,接到时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所发的聘书后,即致函孔祥熙表示“愿为战时公债出国劝募”,后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8月23日陶出席周恩来在北温泉招待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宴会,并做《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报告。
这一时期陶氏创作了大量的抗战诗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小偷变强盗,强盗变大盗,要盗取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之政权”的阴谋,唤起国人使“睡国变醒国,醒国变强国”;热情讴歌像张自忠将军那样的精忠报国精神;赞颂送子参军抗日的曾大娘和刘大娘这样平凡而高尚的母亲;在歌颂壮丁是好汉的同时批评了军官的野蛮做法,控诉了地方官吏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这些诗歌扬善抑恶,一边为各种各类的抗战英雄唱赞歌,一边抨击社会上影响抗战的形形色色的丑恶行为,对抗战起到了舆论导向作用。
1939年后陶氏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办抗战教育,特别是办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学校创办伊始,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广泛支持,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亲自到校看望师生并题词。
育才学校延续至今,秉承陶行知教育思想,已发展成重庆市勤工俭学先进单位,重庆市百面红旗之一,成为教育战线上唯一的红旗单位, 1978 年被四川省教育局确定为在重庆的第一所省属重点中学,八十年代中期获得了省市双文明单位称号,现在是重庆市教委直属重点中学、重庆市文明单位、重庆市民主管理示范学校、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全国实践陶行知思想推进素质教育先进集体、全国重点中学科研联合体理事单位、全国体育后备人才试点学校、重庆市招收艺术特长生试点校等。在新的时期,全体育才人在校长带领下,一方面积极工作,夯实学校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面向21 世纪,着眼国际化发展的趋势,明确提出学校的奋斗目标是“把育才中学创办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示范性高中”。学校建有陶行知纪念馆。重庆市陶研会,陶研文史期刊亦为该校承办。成为师陶圣地,育才摇篮。万世师表陶行知光辉永存。
抗日战争时期,吴筱竹先生(休宁万安人,陶行知先生的乡友,曾在江苏无锡工厂推行过平民教育)率领了100多名青少年到陶行知故乡休宁。吴筱竹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根据行知先生山海工学团制定的“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原则和乡村工学团的经验,这批青少年就在休宁万安的郎源山下住下来,成立了山海工学团。抗战时,国难教育社成立,陶行知被选为理事长。经陶先生和姚文采先生的推动,将南京等地学校内迁到自己故乡徽州屯溪,进行战时教育,抗战胜利后再返迁南京外,留下之学校,1950年数校合并为皖南区屯溪中学即今日之屯溪一中。
1945年8月9日,日本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世界反侵略民族得悉都欢欣鼓舞,为抗战奔走呼号了十余年的陶行知也万分高兴,他在致夫人吴树琴的信中说:“日本真的投降了,同游黄山之梦大概半年以内可以做到吧。上海、南京、北平、日本,我都想重游,还有四大同盟国该在游学日程上。”可为了祖国的和平和民主,为了教育,鞠躬尽瘁,英年早逝,举国悲哀,五十四个社会团体公葬,而他本人这些愿望都未能实现。
陶行知以他崇高的人格、杰出的教育成就、精邃的生活教育理论为整个民族,乃至为世界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永远值得后世纪纪念的贡献。
陶行知先生为抗日战争而竭心尽力、奔走呼号,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之功绩永载史册。
 
 
出处/作者: 江淮新闻网 / 江淮新闻网    评价: 3    大小: 22375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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