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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中共关系的“求真”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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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7年5月10日     点击: 5270 次    审核时间:   责任编辑: zgl

 

刘晓波(南京晓庄学院)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逝世后受到中共高官的高度赞誉。毛泽东题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1)陶行知去世后,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中共在国内外掀起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追悼活动。陶行知的弟子们也竭力拉近陶与中共的距离,戴伯韬甚至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
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在其《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一书中还记载:戴伯韬欲投奔解放区,陶行知对他说:“生活教育者应该到群众最多的地方去,站到斗争的前线去,光明是在那里,我们要把希望放到那里去。”“我为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奋斗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无党无派。如果我想入党的话,可以毫无思索地请求加入共产党,并且毫无保留地听从一切决议。”(2)然而四年后风云突变,毛泽东以批武训为名对陶行知彻底否定。直至 1981年,邓颖超重申了中共当年的评价,胡乔木 1985 年更是指出陶行知“由卓越的民主主义战士转变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后半生,在无论怎样困难的条件下,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从来没有动摇过”(3)。陶行知身后的几十年里,中共对其褒贬之中均有不实之处。笔者赞同章开源先生的提法:陶行知就是陶行知,卓然不群,自有特色,称之为人民教育家或平民教育家即可,不必给他戴上这种尺寸或那种尺寸、这种颜色或那种颜色的特定的帽子。秉承陶先生一生求真的衣钵,本文对陶先生与中共的关系作一些求真考论,以期还原一个真实的陶行知。
自由主义者保持超然党派的态度。陶行知一直处于各党派之外,与国民党保持距离,但也并不排斥,一直与政府要员保持联系,晓庄学校与政府多部门也有着很好的关系,1928年底,蒋中正夫妇亲临晓庄视察,也反映政府对晓庄学校的重视。进入晓庄的师生,不少都带着党派身份和政治倾向,中共还在晓庄建立了秘密支部。陶行知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加干涉,只要愿意投身乡村教育事业,一律欢迎。“九·一八”以后,陶行知主要精力用于抗日救亡。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救国必先救党”的论调,指出“安内必先御外”,“救党必先救国”。1932年6月底在《申报》上发表系列文章,断言:“剿匪者,政府,而造匪者实即黑暗之政治也”。“政治如不清明,民生如不安定,则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定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高度评价中共发起的“一·二九”运动并积极参与,提出结成联合战线的主张:“联合战线就是缩短战线,是把自己内部的矛盾消除,使过去政治上有怨有仇的人,甚至汉奸,都给他们一个悔过回头的机会”,强调中共发动民众的作用:“比如延安,它是个小小的地区,民众只有几十万人,它的力量就非日本所能消灭了。”1936年5月31日,全国救国会在上海成立。陶行知建议:各党派立刻停止军事冲突,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救国会宣言中声明:“我们要努力保持高度的超然性和独立性,而决不愿意帮助任何党派去攻击任何党派”。
1938年陶行知回国后,国共两党均热诚欢迎。10月,蒋中正在武汉召见并拟委任武汉大学校长职。陶汇报了在国外宣传抗战情况,提出战时教育思想以及今后的打算,蒋均照准且高度评价。宋美龄也两次宴请,并请其担任三青团总干事。还先后会见了李宗仁、白崇禧、陈诚等政府要员以及中共要员周恩来等,《新华日报》对其追踪报道。此时的陶行知可以走上政治舞台,但他既没有接受政府安排,也没有投入中共怀抱,坚持自己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第三者身份促进国共合作,以教育为切入点实现救国理想。指出:“如果我们团结到底,胜利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份”。1938年底陶行知在桂林成立的生活教育社,虽然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但陶行知在政治上也是保持相对独立。蒋中正在衡山会议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和游击战重于阵地战等方针。陶行知赞颂道:“多么为中华民族庆幸呀!”蒋中正驳斥日本近卫声明,陶行知指出这“是救国之正道,不容有丝毫出入”。“蒋委员长对于近卫声明的驳斥一方面是指出了抗战国策之坚决,一方面是粉碎敌人之阴谋。在第三届参政会闭幕词里面,蒋议长特别阐明民主政治之要义,尤足以保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这是在政治方面所表现的进步。”认为“增加我们的力量是着要在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即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帮助争取最后之胜利。让我们大家把整个生命献出来,帮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我们独立平等幸福的中华民国。”对于国共的摩擦,陶行知说:“目前必须停止摩擦,不使他再发生”。
1939年初到重庆后,陶行知在宋美龄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了育才学校,其主要精力用于在各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即使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和邹韬奋等均致力于国共关系的调停,陶行知亦无暇顾及。(4)育才期间陶行知和周恩来多有接触,由衷地钦佩周的人格魅力。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陶行知多次拜会,毛对陶说:“解放后中国的教育靠你了,教育部长得由你来当。”(5)表现了中共对陶的信任。毛泽东返回延安时,陶行知领育才师生到机场隆重欢送,并合影留念。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陶行知积极赞成,在文章中说:“上海之战,证明了联合的力量,军民联合有力量,党派联合有力量,政权联合有力量”并呼吁中共“彻底的停止内战”。
抗战结束后,国共矛盾激烈起来。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昆明血案,引发全国性抗议,陶行知写悼诗斥责,号召一齐来制止这悲惨的内战。12月9日,重庆举行追悼昆明师生大会,陶行知临危不惧给夫人和教育社留下遗书后毅然前往。受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影响,1946 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陶行知与沈钧儒等人,分别致函毛泽东和蒋中正:立即停火。会议期间,国共最大分歧是军队国家化,陶行知站在中间立场,建议“两党军”该交出来,交给两党和主人都相信的秀才团。秀才管了兵,有理说得清了。1946年6月,“入京请愿团”,遭到殴打,陶行知向记者呼吁:“美国人民对铲除中国法西斯的斗争加以援助。”面对记者提问:美军撤退,是否会把共产党引进来,陶说:“如果共产党人有和平民主的政治纲领,我们就欢迎他们,而如果国民政府有个类似的政治纲领,那就更好”。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发生了李公仆和闻一多遭暗杀事件,陶行知悲愤交加,7月12 日,他写信给育才同学:我们纪念公仆先生的最好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民主战士。肯为民主牺牲,中华民主才得活下去。面对特务的威胁,陶行知毫不畏惧:我等着那卑鄙的第三枪。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似乎显得激进了一些,尤其是到上海后共作了八十余次反内战、争和平演讲。
 
出处/作者: 《黑龙江史志》2013年13期 / 刘晓波(南京晓庄学院)    评价: 3    大小: 3334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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